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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书过时的记忆方式,现在才知道——背书之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07日 浏览:557次

从脑科学看背诵,质疑南怀瑾

  背书是中国经典的早教方式。《三字经》就是一例。我一向主张,当今的早教,务必突破这种死记硬背的方式。刚刚故去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度被视为以“新儒学”治国的样板。但他生前也几次告诫:中国传统儒家那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不适合未来日新月异的挑战,要学习西方创造性的思维。

  最近读到南怀瑾先生的一篇文章:《背诵的好处》。此文是为推广儿童读经运动而作,在网上广为传播,影响力很大,也是我所读到的为背诵辩护的最好文章。他给这种读经式的背诵起了个新名字,叫“儿童智慧开发---中国与西方文化导读”,并称“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古书,任何一段,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给他讲解,偶然稍稍带讲解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不但中国文化要背,外文也要背。”

  南怀瑾先生陈列了背书的种种好处,基本都是对过去之陈见的精辟总结,并无太多新观点,我们不妨留待后面讨论。但是,似乎是为了跟上时代,他突然涉入脑神经科学领域,讲了如下一段话:

  “背书有很多很多好处的,现在一般医学,尤其脑科医学,还没有作详细研究。关于脑科医学这点,我也不是专家,只是大概提一下,背诵的作用可增加一个人的智力,记忆力,思考能力,使头脑就更细腻、更精详。”

  既然承认不是专家,怎么能够从脑科学的角度论证背书可以“使头脑就更细腻、更精详”呢?这是个巨大的矛盾。

  我也不是脑科学专家,在这方面说话并无权威。但是,我们这些非专家,至少在讨论问题时应该引述一下脑科学的成果否则怎么服人?

  最近几十年,脑科学日新月异,脑科学家们也作了大量的知识普及的工作。借助这些知识分析早教,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得出结论:过度背书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有害。

  让我们回到脑科学的常识。

  人类在进化中崛起为最高的物种,一大优势就在于大脑在后天的可塑造性。人类的未成年期是所有物种中最长的。一直到十八岁左右,人的大脑还处于成形中的未熟状态。这就使人类的大脑可以根据出生后面临的崭新生活环境来有针对性地打造神经网络的“硬件”。

  比如,原始人需要应付狩猎的挑战,嗅觉就特别灵敏,这方面的神经网络可以在出生后十几年被打造得十分发达。阅读能力则是不必要的,自然不必发展这方面的神经网络。但在文明发达后,特别是到了互联网时代,需要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阅读成了生存竞争的关键,大脑在这方面的神经网络比原始人来要发达很多,虽然大家的基因都差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的适应力比任何动物都强的一大原因。人类可以视出生后具体生活环境的需要,决定调动大脑哪部分的潜力,集中生理资源发展出最急需的神经网络。动物则不行。旱地的动物到了沼泽,既有的神经结构无法调整,很难生存。这种理论,挑战了传统“天才论”:基因里设定的“天才”依然重要。但是,这种基因,会根据后天环境的需要、在后天环境的刺激下有不同的“基因表达”。人之所以为人,这种“后天性”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后天怎么教育,是孩子成长的关键。

  那么,这种后天打造大脑神经结构的过程是怎么完成的?脑神经学家们在反复强调自己所知非常有限的前提下,经常用两个概念来描述出生后大脑的成形过程。第一个过程叫“滋长”(proliferation),第二个过程叫“修剪”(pruning)。第一个过程,主要出现在早期,特别是婴幼儿期。此时脑神经疯长。结果是,孩子的脑神经细胞和网络,比成人要丰富得多。但是,进入青春期后,“修剪”的过程就越来越重要。一些没有接受外界刺激的、闲置不用的神经网络,就逐渐被“修剪”掉,以简化脑神经网络体系、提高效率。

  这两个过程,解释了我们日常观察到的许多现象。比如,小孩子学什么都快,特别是音乐、外语等等。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即时的需要打造相应的神经网络“硬件”。我们成人,小时候没有练琴,就缺乏弹琴的“神经”,当然不可能和随时能造出“神经”的孩子拼了。我们常常说自己没有干某种事情的“神经”,绝非自谦。但是,孩子虽然精力旺盛、学东西快,却很难集中精力。因为他们脑子里的神经网络太庞杂,很难心无旁顾。一个三岁的孩子学外国话可以比父母快数倍,但系鞋带却系不好。这里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其神经网络没有经过修剪整理,缺乏条理。

  循着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问:背书对脑神经体系的刺激是否过于单一?在背书上花的时间太多,是否会把其他创造性的活动挤掉,最终使这方面的大脑神经网络闲置、并被无情地修剪掉?这样背书,怎么会使大脑变得“更细腻、更精详”?

  背书过时的记忆方式,现在才知道

  背书是一种非自然的记忆方式,属于过去的时代。

  没有记忆,人脑就无法正常运行。丧失了记忆,医学上叫“失智症”(dementia)。患上这种病,人就丧失了基本的功能。但是,大部分记忆,可以在自然过程中完成。背书,则是要完成一些无法自然完成的记忆,需要进行精心的、甚至艰苦的训练。

  背书在人类的某个发展阶段上非常重要。这恐怕主要是在书面文字发展的早期。人类在有文字之前,传统要口口相传,要靠记忆。博闻强记的老人,在社区里地位至尊。等书面文字发明以后,重要的事情可以依靠文字记载。但在很长的时期内,书写技术昂贵,仅仅被少数人垄断。当一般人、哪怕是很有地位的人也难得接触到书时,能背书就成了一大竞争优势。想想看,别人砸锅卖铁地置办了一房子竹简,你则把这些竹简上的字句都装在自己脑子里。这是多么大的财富!在中世纪的欧洲,埃及纸草断供。欧洲人只能依靠羊皮作为书写材料。为抄录一本《圣经》,要杀上千只羔羊,用很复杂的工序处理羊皮,哪怕是大贵族也承担不起。在这类情况下,会背书的当然身价百倍了。但是,当造纸术、印刷术不断普及,乃至进入无纸的互联网时代后,什么信息上网一搜都出来时,背书的价值,也就贬值了。

  其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主张完全废止背书。在这方面,美国的教育往往走得太远。学生太不屑于记忆,乃至无法完成基本的学习过程。你讲古代史,他们如果连两河流域、地中海、埃及、希腊、罗马、中国、印度的位置都不知道,那么就连别人的谈话都无法理解。这就象一个没有基本词汇量的人读书一样:在理论上,每个字都可以查字典,不需要认识那么多字。但当需要查的字太多时,书就读不下去了。如今的大学者还和过去一样,往往都是博闻强记、词汇量丰富的人。只是话说回来:看看美国那些词汇量大的人,哪个是背单词、背书出来的?几乎没有。这大体说明,背书式的机械记忆,即使仍有一点点必要,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也已经变得非常边缘了。

  南怀瑾先生说,不仅中文要背,西文也要背。言下之意,西方人也背书呀。我在美国读书教书二十多年,小女也在这里土生土长,如今快十六岁了,功课还算不错。无论是从个人经验还是孩子的经验来看,大家都没有背过书。再往周围看看,或借助书报了解一下更大的社会,也不知道哪位成功的西方人在背书上下过功夫。比起西方文化(至少是现代西方文化)来,中国文化比较讲究背书,恐怕是不争之论。在这个问题上,实在大可不必把西方人拉进来。

  为什么会如此?我有两个不成熟的观察。所谓背书,多是背古代经典。但就古典而论,中国的比较容易背,西方的则很难背。拿《论语》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比较一下就知道:《论语》很短,常常是几句教训,很少有长篇论述,更缺乏辩论质疑。在数量上普通人都背得下来。就算是后来的《古文观止》,也没有多少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每个人的“全集”抵得上现代高产作家的全集,是《论语》的几百倍,怎么个背法?

  这里,恐怕有些书写技术的因素。古希腊罗马得益于埃及草纸,书写方便。孔孟时代,基本还处于竹简的时期,书写技术根本无法承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么庞大的写作量。中国人一直以自己的悠久文明,特别是在文字、造纸、印刷术上的发明而自豪,却往往忘记了:在古代的书写技术上,恐怕与古希腊罗马相距甚远。

  中国人喜欢背书,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在知识普及、资讯便捷、言文一致的时代,背诵不重要。书上用的语言,都是你说的话。虽然书面语要比口语严密复杂很多,但毕竟不需要背诵就能理解。在言文分离的时代就不同了。过去中国人各自讲自己的方言,读书则用古文,和自己平时说的话不同。背诵一定的篇目,进入语境,熟悉其中的各种规则和习惯,自然对理解这种外语般的文字很有帮助。小孩子跟着大人学会说“真棒!”在于他见到这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但是,“善莫大焉”不在日常环境中重复,你背几段有这个文句的书,也就明白了。“书读千遍其义自现”,讲的其实就是这种从习惯中学习的道理。西方人过去学希腊文拉丁文等古典文字,也借助这种方法。美国建国之父、第二位总统亚当斯,当年出道儿当律师,上法庭居然背了一段西塞罗,也算有点愚不可及了。现在我们学外语,背文章比背单词也有效得多。但是,你之所以很难看到英语是母语的人背英文,就在于现在的语言已经自然得多,不需要背诵这种过分人工化的记忆方式。